媒体报道中法治意识的缺失和错位

　　依法治国已经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法治思维。大众媒体对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直接的影响，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记者把自己对法治的认识和理解，以新闻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影响到社会意识。但是，有些记者法治意识不强，写的报道法律漏洞百出，体现了媒体报道中法治意识的缺失和错位。

　　法治缺位，媒体报道有罪推定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体现法治精神的“无罪推定”原则，也是国际通行的法制准则。1949年，英国《每日镜报》在法庭审理之前，以“吸血鬼被抓”的醒目标题，报道一宗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因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被法院判处罚款，总编辑甚至为此入狱三年。法院的判决虽然有过严之嫌，但说明法院坚决维护其审判权不容侵犯。

　　而在我国，当前的一些法治新闻报道在法院尚未判决之前，便常常采用一些“有罪推定”的惯用语。比如对于马加爵的报道，众多媒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凶狠”、“粗暴”、“恶魔”等贬义词。更有甚者，有媒体在侦查阶段即曝光犯罪嫌疑人“认罪”。近一段时期，从薛蛮子、“秦火火”到陈永洲，在电视前向全国观众“认罪”，实际上这种做法有违法治原则。“无罪推定”是不可动摇的法治原则，即便犯罪嫌疑人自认犯罪也不能例外。因为犯罪嫌疑人“认罪”，有可能是因为迫于其他因素，比如刑讯逼供，比如以“认罪”换得自由等。电视媒体中反复播出“认罪”镜头，无疑在审判前即给犯罪嫌疑人打上了深重的“有罪”烙印，不利于法官客观公正审理该案。

　　从法律上讲，犯罪嫌疑人也有名誉权，在尚未经法庭审判定罪前就进行有罪推定，不仅是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侵犯，对媒体自身也有法律风险。一个典型事例是发生在2005年的所谓“清华博士杀人事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董秀海寒假回丽水老家过年，因为卷入自己家和邻居家建房的冲突，造成一人死亡，接受警方调查。事发后，众多媒体报道的标题都异常醒目——“清华博士涉嫌杀人”。随后，“涉嫌”两字很快被忽略，变成了“博士杀人”。某知名门户网站甚至特别制作了名为“清华博士棒杀乡亲”的专题，其中明确提出：“优秀学生干部如何成了宗族恶势力的代言人？”并引述专家的话称，“董秀海的道德水平没有随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已经丧失了一个社会公民最起码的道德修养，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但两年后，法院最终裁决董秀海无刑事责任。这让众多乱下结论的媒体尴尬不已。后来，董秀海起诉最早出现“博士杀人”说法的某家报社名誉侵权，法院判决报道此文的媒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并道歉。

　　在许多法律报道中，我们还常常看到：某某罪有应得“被推上了被告席”等对被告带有歧视性的语句。事实上，在法庭上“被告”和“原告”只是法律上的一种称呼，就民法上来说，谁先起诉则谁就是原告，同时被告也有反诉原告的权利。被告只是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要法院判定，“推上被告席”之后，法院宣告无罪的也比比皆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认为，在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以后、到法院判决之前，媒体应保持适当的克制，甚至是必要的沉默。如报道，应仅就法律程序和当事各方的相关言行据实报道，避免媒体自身的倾向性。

　　媒体“有罪推定”，通常还表现在反腐报道中。十八大以来，惩贪治腐持续挥出重拳。这场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也成了媒体的盛宴，某官员刚被宣布接受调查，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就有媒体迫不及待地进行各种报道。实际上，办案机关在查办过程中不会透露过多案情信息，有些媒体便通过捕风捉影甚至是猜测，将其违纪违法的故事娓娓道来，对涉及到的亲朋好友指名道姓。这样的报道确实吸引读者眼球，但并不符合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