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诉讼中对离婚时债务的处理

在债务诉讼程序中对离婚时债务的处理可以称之为离婚时债务处理的第二阶段。离婚诉讼中的债务处理仅解决离婚双方对债务的分担问题，而债务的清偿往往要通过债务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现。即使在离婚双方和债权人都对债务无争议，债权人也作出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债权人为了债务清偿而向人民法院提起债务诉讼，从而发生离婚时债务经历第二次处理的可能。何况，目前更多的是离婚双方及债权人对债务均有争议，债权人也未作为诉讼中第三人参加离婚诉讼，人民法院仍在离婚诉讼中对离婚时债务作出处理的情况。这更使通过债务诉讼程序对离婚时债务进行处理成为必要。

债权人就离婚时债务起诉，大致在两个时段。一是于离婚诉讼进行中，因为债权人有充分理由，立法上也允许债权人把债务人离婚作为情势变更的法定事由，发动债务诉讼程序，使离婚时债务通过债务诉讼程序得到公正处理，不管该债务是否已经到了清偿期限。二是于离婚诉讼结清后，债权人起诉主张债权。在具体案件中普遍表现为债权人以离婚双方为共同被告，以该债务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为由主张原夫妻共同偿还债务，原夫妻中出具了借据，实施了借债行为的一方会完全站在债权人的立场上，不仅承认债务有效存在，而且承认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原夫妻中的另一方则持相反态度，结果出现了原告和被告之一以完全相同的理由和主张联合起来与另一被告“打官司”的滑稽可笑的场面，甚至使某种诉讼活动陷入某种尴尬。另外，由于债务诉讼程序的独立性，也会出现同一债务在债务诉讼中和在离婚诉讼中作出不同的事实认定和处理的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如何解决上述的尴尬、冲突？笔者认为，除了离婚诉讼中应把握离婚双方和债权人对债务无争议以及债权人作为诉讼中第三人参加诉讼这两个条件外，在债务诉讼中则应把握凡是当事人对债务性质有争议且难以查清的，一般认定为该债务为原夫妻中出具借据，实施了借债行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即笔者主张的审判实务中的第三种观点。

首先，从诉讼中各当事人追求的利益及证据分析，债权人主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保证其债权有利，出具借据的一方主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减轻其债务负担有利。利益的追求决定了诉讼中的不同当事人主张的主观倾向性。此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之一的利益是重叠的，所以他们的主张的客观合理性就应受到更多的质疑。但尽管如此，诉讼中原告（债权人）和被告之一（出具借据一方）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使另一被告在举证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即使债权人和出示借据一方债务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债务，另一方也往往难以承担否定债务有效存在和该债务为另一方单独债务的举证责任。但反过来从证据角度看，原告主张所依据的证据是离婚双方中一方出具的借据，它除了证明债务的存在，更直接的是证明债务为出具借据一方所借。而丝毫不能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所借。而且该书面证据的效力一般应高于其它证据。在此情况下，如果认定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无疑为离婚中虚构债务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其次，我国婚姻立法没有排除夫妻一方单独债务的存在。与修改前的《婚姻法》相比较，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删除了原三十二条中“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的文字表述，但并没有从立法上排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单独债务的存在。由于夫妻一方单独所负债务属个人债务，个人债务由个人（本人）偿还，这是夫妻一方各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完全不同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另一种法律关系。所以对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无须在离婚时与财产分割问题相联系而在离婚时予以实体处理。同时，《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以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而并非以夫妻身份关系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从立法精神理解，如果作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当然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另一方面，以“共同生活所负”为标准来确定共同债务也是有缺陷的，在现实生活中，某一债款可为多人所用，也可用于多种用途，但却不能因此而确定多人为债务主体。确定债务主体的标准不是谁享用了债款，而是谁借了债款。如果非债务人用了某笔债款就被认定为共同债务人，那么“父债子还”岂不也可成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同样道理，那种认为夫妻是一个特定的经济组合体，以夫妻身份关系确定共同债务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更何况，婚姻的缔结主要是为了成立一个家庭，而不是建立一个经济组织，不能用合伙的观点来看待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