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伟：习近平继承了很多中国领导人的传统(组图

夏伟：习近平继承了很多中国领导人的传统(组图)

星岛环球网 撰稿时间 2014-8-23

夏伟是久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富强》封面

　　“冯桂芬认为，西方之有活力、有干劲，关键原因之一是政府对人民负责—冯桂芬之流的经世思想家形容这一点为‘君民不隔’。他相信，这种君臣亲密关系自然脱胎于它们的政治模式，如英国的国会、美国的总统民选。相形之下，中国高层变得几乎与臣民完全隔阻。冯写道：‘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君民相隔，适足以解释何以太平天国叛乱能受到欢迎。冯写道：‘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

　　“上海图书馆档案库曾发现《校邠庐抗议》的罕见手稿本，其中有冯桂芬对美式民主很迷人的评论，这一稿本写作于1860年秋天，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没多久。值得一提的是，冯明显勾勒出，美国的‘富强’与其民主选举有关。但他对自由采取工具论的看法，这一立场在中国的政治论述中多获援用，存在良久。他写道：‘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匦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渐渐然淩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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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桂芬，这位已被很多中国人遗忘的晚清思想家，却被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捡拾起来，更将之与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并列，成为解读中国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去年出版的那本引起热烈反响的《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下称《富强》）一书中，夏伟和鲁乐汉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唯一永恒不变的价值，就是追求“富强”这一法家箴言，寻求伟大复兴。

　　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被作者召唤出来，接力走完中国追求现代性复兴大戏的漫漫长征，魏源、冯桂芬、慈禧、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面貌栩栩如生，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彼此颠覆，前后对立。然而在更大的目的论和方法论上，竟然出奇一致，那就是致力于使中国再度富强。

　　夏伟是久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他也曾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于台湾大学。

　　今年6月，记者访问了来华出席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的夏伟。

　　问：

　　如果《富强》这本书现在出版，你会在“魏源、冯桂芬、慈禧、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的名单上加上习近平吗？

　　夏伟：

　　事实上，这本书中确实有他的思想。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到就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复兴之路的展览，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因此，我在书中的最后一个章节提到了他对未来政策的看法。

　　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梦的概念很有趣，因为习近平并不是第一个有这个梦的中国人。孙中山、梁启超等很多人都有对中国的设想。整体来说，他们的梦想就是希望中国更强大更繁荣。

　　问：

　　习近平的风格和他的前任有所不同吗？

　　夏伟：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西方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早期的领导风格，他进一步实施了中央权威的集中。我的解读是，他继承了很多中国领导人的传统。他们都很重视统一、秩序、民族主义、凝聚国家，使中国更加繁荣强盛。

　　问：

　　习近平在今年3月访问欧洲时的演讲中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你在《富强》中也特别写到了中国近现代的这些历史，你怎么评价中国人的这些尝试？

　　夏伟：

　　习近平的话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认为任何国家都处在一个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状态。如果你读过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著作，会发现他们曾希望中国更加开放，趋向共和，实现民主和宪政，但这需要一步一步分阶段的实现。

　　比如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他说我们可能需要9到10年才能实现，然后又说可能会需要更长，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可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过去确实尝试过各种制度，但最后都运行得不是很好。

　　尽管我是民主的忠实拥护者，但我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先发展经济，培植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却认可其中的可取之处。真正的问题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问：

　　那你如何看待所谓“中国模式”？

　　夏伟：

　　我不知道“中国模式”具体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制度演进。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发展模式。

　　问：

　　不同的发展模式都有什么？

　　夏伟：

　　我认为在和鲁乐汉合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法家、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国要想发展为一个真正的西方式的开放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得到好的领导，可能会逐渐变得更受其他国家尊敬，更加尊重人权和扩大政治参与，因为我相信这些是文明国家的基本要素。

　　问：

　　现在西方媒体也开始反思西方民主了。

　　夏伟：

　　我最近观察美国，华盛顿真是难以置信的烂摊子。这是民主宣传非常糟糕的一页。在华盛顿有这样一些团体，比如茶党，他们毫无智谋，坐井观天，十分短视。他们把美国政府搞瘫痪了，玷污了民主的声誉。所以当习近平主席看到美国、欧洲、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国家的时候，他会思考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民主。我们都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有一种耻辱感，每种政治制度都有优点和缺点，然而我们还得选择。

　　问：

　　那新加坡的模式呢？

　　夏伟：

　　新加坡模式是一种有趣的模式。首先，新加坡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不像中国是个大国。我们看到这个模式一直在演化，比如在台湾和韩国的转变。我认为这是一个渐进开放的好模式，这也是邓小平的模式。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去重新整合这些因素，开创一个有建设性的和舒适性的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喜欢和平演变，而当务之急是寻找和平发展之道，朝着一个更舒适更开放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发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也最重要。

　　问：

　　你写道，耻辱对中国人来说是某种兴奋剂。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此并不认同。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夏伟：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一种矛盾心态里挣扎。中国人民和领导人一方面乐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又现实地认为中国还没有完全做好世界第一的心理准备，中国在国内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要承担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责任可能超出中国心理准备的范畴。

　　问：

　　该如何理解中国最近在南海、东海的举动？

　　夏伟：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追寻的问题，但没人知道答案是什么。从我个人角度看，中国梦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中国的复兴，重拾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知道，历史上缅甸、越南、日本、韩国都曾向中国朝贡，这套封贡体系并不是殖民关系，而是以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承认来维系。

　　所以我认为，中国梦的一部分就是重建中国的亚洲中心地位。我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并没有领土野心，或许正在贸易上有些咄咄逼人，却并不想去占领其他国家。不过在亚洲，中国有着重拾往日辉煌，恢复中心地位的强烈渴盼。

　　问：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第二部分里提到的有关精神认可和承认的概念，他认为，用这个理论就能很好的解释中国目前的行为。他说：“中国人根本不在意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那些没用的珊瑚岛礁，他们要的是希望被承认是亚太地区的第一强国。这是他们皇朝时代的历史位置。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之后，他们向世界宣城我回来了，不过美国和日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你怎么看？

　　夏伟：

　　我认为，今天看来他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历史的终结。但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值得尊敬的。我认为重新赢得周边邻国的尊敬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中国目前的政策正逐渐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推开，而不是在拉拢他们。因此我认为这是复杂的复合使命，一方面要赢得尊重，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听话”，要让大家认识谁才是“老大”。所以，了解历史对于理解如今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社会像中国这样受到自身以及外部历史如此深远的影响。

　　问：

　　历史对中国很重要吗？

　　夏伟：

　　历史对中国真的很重要。美国其实真的没什么历史。欧洲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也有那么多不同的历史。这些都是多元主义的源头，但中国拥有的多彩、深厚的历史对其发展影响深远。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外部的压力很敏感，尤其是对美国如何看中国。我发现，中国的话语形态和意识形态都在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常常作为一个被欺负的受害者出现。历史上，这确实曾是事实，但早已今非昔比。

　　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为历史增添新的一页，那就是当今中国取得的巨大胜利，而不是那些失败和被日本占领、被英国侵略的屈辱史。我想这种叙事模式总归会到来。所以你问中国人现在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历史，不要终结你的历史，而是要看到历史在前进和发展。

　　中国的当代风貌与以往的历史截然不同，中国应该对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从中获得自信和自尊心。自我相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问：

　　早期中国的儒家思想家认为，国际实力的关键要素是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则是有道义的政治领导。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尽可能地依据道义规范行事。王者应该从整个世界而不是单一国家的角度思考政策。因此，孔子思想的最大继承者孟子认为，王者应当惩罚那些在本国施行暴政的统治者。他认为，不顾道义而仰仗军事或经济实力维持统治的君主是不可能长期屹立于国际舞台之上的。这应该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意识形态吗？

　　夏伟：

　　中国有法家、儒家、道家、道教，你们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学派，中国的政治哲学家董仲舒，将法家、儒家、老子、庄子思想的精华糅合在一起，创造了儒教。因此，不能仅仅叫儒教，实际上是集各家之所长。从春秋诸子百家开始，把有影响力的思想都整合起来形成正统的儒家思想。


　　是的，我认为中国社会没有成熟的道德基础，只有一个阶级系统，包括无产阶级等。而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出独有价值观的宝贵资源，但问题是中国有文化大革命，一切都被摧毁了。因此这些传统也遭受了冲击。包括五四运动也在很多方面反对封建礼教制度。虽然我理解这些运动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但他们从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失去了延续儒家思想精髓的能力。

　　问：

　　写完《富强》之后，现在对什么感兴趣？

　　夏伟：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心理学与历史的结合。人们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在中国，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是面子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给出详尽的解释。面子这个东西很空也很幼稚，或许虚构的小说比严谨的历史能更好地解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