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中父母对孩子家庭责任的扭曲

　　近年来，社会对儿童和家庭教育的关注热度不断攀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2013年习近平在曲阜考察时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离不开家风的传承。”无论是党中央强调家庭责任还是习主席所言家风传承，都是把家与国、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体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不断更新，“以人为本”的意识不断增强。

　　就国家而言，家庭安定、家风良好、孩子健康成长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就家庭而言，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保障公民对孩子、对家庭责任的履行，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当我们反思近年来大众传媒的相关报道，以家庭教育和保护儿童权利的视角来审视，总能看到对父母角色、对家庭责任的扭曲。

　　一、报道社会关爱留守儿童，不能弱化亲情和父母责任

　　近年来，我国数以几千万计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的群体及其他们面临的生存危机成了大众传媒报道的重点，其中不乏“社会关爱”的内容，尤其是逢年过节各路热心人士向他们“献爱心”活动始终有新闻。

　　比如，我们常见类似的报道：“芜湖多方位关爱留守儿童让家长放心社会安心。”①

　　“我们好开心啊，这么多阿姨陪我们提前过‘六一’！”“留守孩子李晓强拿着新书包，红彤彤的脸上写满了幸福的微笑。他说，虽然没有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但有这么多阿姨和‘爱心妈妈’的关爱，他过得很开心、快乐。”②

　　向留守儿童献爱心固然是好事，媒体宣传的作用有倡导、推广之意。但如此舆论引导有什么问题吗？

　　其一，当众多的志愿者做“爱心妈妈”、“爱心爸爸”让孩子得到热心人关爱，当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给孩子们不断“送温暖”，让他们感谢社会的同时，如果使孩子们淡漠了对家庭的认识、忘记了父母亲情，将是可悲的事。

　　其二，“多方位关爱留守儿童让家长放心”之类的报道，很容易使留守儿童的父母弱化乃至放弃自己对孩子的责任和义务，“放心”在外面做工挣钱，而置孩子于不顾，事实上是助推了亲子分离。

　　其三，每当节日前、节日里向留守儿童“献爱心”的报道总会猛增，又催生了希望自身的行为见诸媒体的人和机构更高的热情，这种人为制造的“热闹”状况与平时留守儿童孤独、平淡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对孩子“关爱”的一阵风过后，很容易使其陷入更为不良的心理状态，甚至难免对社会关爱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有鉴于此，对留守儿童问题报道的着力点首先应该是客观真实地反映孩子的生存状况，发现他们生活学习中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行为、他们对亲情的渴望，以及亲子分离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和心灵创伤。

　　其次应该在挖掘社会爱心人士如何在自身对留守儿童献爱心的同时，创造条件促进孩子与父母亲情沟通和搭建亲子见面的桥梁，以强化孩子对父母的感情和父母对孩子的责任，而不是替代父母做那些本该由他们自己为孩子做的事，让孩子淡漠了甚至是忘记了父母亲情。

　　第三，尽可能少些报道那些一时热闹的表面文章，更多关注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创新机制、可持续的举措。毕竟留守儿童问题在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媒体应当站得更高、有更长远的眼光。

　　二、报道模范人物事迹，不能以忽视子女教育为反衬

　　为了工作牺牲家庭，为了别人的孩子牺牲自己的孩子——在我国媒体的报道中，总是会作为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闪光点。举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模范人物的例子：

　　徐虎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他是一名普通的水电修理工，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在辖区内挂起了三个夜间保修服务箱，总是晚上外出维修，在11年里有8个除夕夜没法和家人一起过。报道说，有一年除夕夜本来和女儿约好半夜一起去放烟花，没想到晚上10点忽然有人敲门，说有居民家突然断水了，他拎着工具包匆匆出了门。望着爸爸又一次离去的背影，女儿徐阳生气了。她说：“我觉得他不爱我，真的，他更爱他的工作。”“做母亲之后我就觉得更能体会，让一个父亲放弃自己孩子的成长是要多大的牺牲。”③

　　再比如孔繁森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在他的事迹中这样写道：妻子上抚养老母、下养育三个孩子，精神和物质上都不堪重负，孔繁森却把有限的工资用到更困难的藏族同胞身上。他第一次进藏时，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在黑竹县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三个孤儿，照管他们的生活，教他们读书识字，夜里同孩子们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年幼的孩子常在夜里尿床，他就不厌其烦地洗换床单；他每次下乡总要接济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却没有钱给上大学的女儿交学杂费。……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④

　　模范人物为公、博爱的奉献精神值得提倡，但是宣传报道中不该以忽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作为反衬。这是因为：